文字奇缘

回忆起已去世的父亲，我首先想起的就是父亲的烟袋锅，那在黎明的黑暗中一明一暗闪闪烁烁的烟袋锅。

1975年，我上初中了，学校离家十里多路。由于房屋非常紧张，我们只好跑校。所谓跑校，就是每天下午放学后回家住，第二天早晨再早去学校上课，每天一个来回。

我的老家本在沂河岸边，可父亲年轻时却来到了一百多里外的那座消灭国民党七十四师的大山下，成了深山里的一名林业工人。后来他在戴庄河边遇到了我母亲，于是他们就结了婚，于是就有了我及我的弟弟和妹妹们，那时，我们一家八口人，父亲每月三十多元的工资，母亲和我们六个孩子的户口都在附近一个叫书堂的生产队里。象我们这样没有劳力挣工分的家庭，只好交口粮钱顶工分，以求分得口粮。那些年，我家每年需从父亲三百多元的工资中拿出二百六十多元交口粮钱。由于这样，我们家的日子过得特别艰难，多次下决心却怎么也买不起一只十几元左右的小闹钟。

我去学校上学，每天天不亮就得起，走到学校刚好大明天，跟早操，上早自习。为了让我准时起床，父亲每天早晨起来观察启明星，──他那时管它叫“心白”，以启明星的高度确定叫醒我的时间。他总是提前起床，轻轻拉开房门，看看启明星，若时间还早，就回去科倚在床头上，把他的烟袋锅装满土烟，点上，一口口地抽着，烟锅里的火炭儿一闪一闪的，抽完一袋，磕磕烟灰，又走出门外，再看看星。直到他觉得应叫我起床了，才来到我的床前，在我身边叫道：“起啊，得起了。”我眼皮发涩，“嗯”一声，翻身又睡了。他就耐心地轻轻晃我一晃：“起啊，得上学啦。”我起来时，他含在嘴上的烟袋锅仍一闪一闪的。我背起书包走时，他总是再嘱咐道：“叫上你的同学一路，别害怕。”然后磕掉烟灰，再回到床上躺一会儿。在我多年后的记忆里，每天早晨我上学走的时候，父亲床前总是有一堆烟灰。

偶而有一早晨，不用父亲叫我就醒了。看着父亲吸的烟袋锅一闪一闪的，我就问：“爸，我起吧？”他就说：“再睡一霎儿，还犟早点。”我有时真的就又睡了，但大多时候是再也睡不着了，我攥紧拳头，心里默默地说：我得好好上学。所以在恢复高考后，我在我的同学中学得得心应手，一直读到大学毕业，当了教师，后来又走入了党政机关，成了一名干部。

记得有一次，父亲得了“疲寒”，──其实就是虐疾，他一忽儿冷，一忽儿热，但仍然每天早晨准时口含烟袋锅叫我起床。如今，父亲已去世四年多了，可我总记得二十年前他带病叫我起床的情景。那时他才四十刚出头，就经常“吭吭”地咳嗽，这绝对于他抽烟袋锅有关。

我在同一中学上初中和高中的那四年里，父亲每早都会准时叫我起床，我从来没有迟到过。凶的烟瘾也越来越大，每天早晨一醒来就在被窝里抽。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领到工资就跑到商店给父亲买了个小闹钟，以便他不再去看“心白”叫弟弟妹妹们起床上学。

随着生活的逐步好转，父亲的烟袋锅终于在我的劝说下收起来了，但他一直不舍得抽好烟，他抽得最贵的烟是两元六一包的。我回家有时给他捎包好点的烟，他总是舍不得抽。九○年春节，我给他买了两包石林烟，过年他也没舍得抽一支。春节一过，他也就病了，直到五月十一日去世，两包石林烟仍未开封。